DNA 鉴定虽然是理性科学,也可能导致冤狱!

500浏览 分类:R地生活 2020-06-06

DNA 鉴定虽然是理性科学,也可能导致冤狱!

所谓DNA 鉴定,是利用基因的DNA 硷基序列之多样性,来进行人身鉴别。

将DNA 应用于人身鉴别的想法,来自于原本在一九八五年,英国遗传学者艾列克.杰佛瑞(Sir Alec John Jeffreys)的发现。他注意到DNA 在硷基序列的重複次数上每个人均有明显的差异等,遂开始想到可以将此原理应用于个体辨识上。而这个原理本身,则可以追溯到詹姆斯.华生(James Dewey Watson)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所提出的「细胞核 DNA 的双股螺旋结构」。

这的确是近代分子生物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一九九○年代,DNA 鉴定技术作为犯罪侦查的崭新手法有着飞跃性的进步,同时也在刑事审判的世界里引发了证据革命。一九八五年艾列克.杰佛瑞在理论上提出以 DNA 进行人身鉴别的可能性,之后 DNA 技术便立刻被应用于犯罪侦查。

另一方面,DNA 鉴定技术作为审判的证据,即便至今,也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一种非常新的鉴定技术。

在 DNA 鉴定出现以前,于刑事审判中,除了指纹之外,血液鉴定也被用来进行人身鉴别。但因为血液鉴定仅是依据血型来作区别,虽说是辨识,可是以 A、B、O、AB 型来作区别,相符机率仅能达到几分之一,即使採用组合方法,相符机率也顶多缩小到几十分之一,并不足以称为真正的人身鉴别。

相较之下,DNA 鉴定优于以往血液鉴定之处在于:一、相对于血液鉴定必须要有相当分量的新鲜血液,DNA 鉴定仅需微量或者旧的检体即可进行;二、仅需含有细胞的组织,不限于血液,任何身体组织(皮肤组织、毛髮、体毛、体液等)都有可能进 行DNA 鉴定;三、能以远高于血液鉴定之机率进行筛选。

特别是第三点,有鉴于DNA 的许多区域都有可从硷基序列的重複次数辨识出明显个人差异的地方,若将硷基序列重複次数组合后加以检查,就能以高达几百万人、几千万人中才会有一人相符,甚至是以几亿分之一、几兆分之一的相符机率来进行辨识,所以确实是划时代的技术。

然而,在日本,像足利事件(一九九○年)一样讽刺且悲伤的事实确实存在:DNA 鉴定犯了明显的错误,划时代的犯罪侦查技术竟然变成冤罪的元凶。

以 DNA 来进行人身鉴别,本应是具有分子生物学这种稳固的科学基础,但实际在鉴定时,为什幺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呢?DNA 鉴定到底是什幺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成了问题。

目前,细胞核 DNA 鉴定的方法有好几种,虽然各有不同,其共通的基本作法则如下述:

人类的细胞核内,存在着两两一对,共二十三对四十六个染色体。储存着遗传讯息的 DNA ,是以硷基、醣类、磷酸立体地缠绕成螺旋状的型态存在于染色体中(华生与克里克的「双股螺旋结构」)。因为一对染色体中一条是来自父亲,另一条则来自母亲,所以一对染色体是由两种遗传讯息所决定(「A──B」形式)。

DNA 之中有部分的硷基序列(四种硷基 A、G、C、T的序列)是有规则地重複着(「纵排重複序列」〔tandemly repetitive sequence〕,例如以AATG为单位之重複等)。然后,此处的重複次数是因人而异的(例如,AATGx6、x7、x8等)。

而重複次数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例如,第四号染色体,硷基序列的重複模式有十四种,而一对两条的染色体因为是分别来自父母,以「18-26」此种两个数字之组合表示的话,结果可以区别出共一○五种类型(此处的 18 或 26,是表示重複的次数)。

如此一来,不但可以特定出个别染色体重複次数的差异,也可以事先在统计上确定出不同「A──B」形式出现的频率。因此,透过调查这个重複次数,就能够以一定的机率进行身分辨识。

如果就二十三对四十六条染色体中的若干对染色体之 DNA 进行上述调查,就有可能达到以几亿分之一、几兆分之一的机率来进行人身鉴别。

说穿了,就只是调查硷基序列的重複次数。这幺做既不能理解 DNA 的整体结构,也无法掌握个人遗传讯息的差异。调查硷基序列的重複次数,终究只能得到根据统计上的机率理论计算出来的数字(因此,当初虽然被称为「根据 DNA 的人身鉴别技术」,现在则改称为「根据 DNA 型别的筛选技术」)。

所谓 DNA 鉴定,就是计算硷基序列的重複次数。因此,如果算错的话,结果当然就一塌糊涂了。

关于足利事件,根据再鉴定的结果,发现 DNA 型别弄错了,已确定当初警察厅科学警察研究所的鉴定是错误的。但是,进一步来说,这个错误的性质也有问题。

在该事件中,本来不应该一致的 DNA 型别,为何会一致呢?

如前所述,虽然 DNA 鉴定中需计算硷基序列的重複次数,但所谓「计算硷基序列的重複次数」,由于不可能直接去数,就必须仰赖分子生物学上的技术操作。实际上,是将抽出的 DNA 片段进行电泳以分离出硷基对来完成计算。

于今日,进行此种电泳法时是借助电脑来确定硷基序列的重複次数,然而在早期,则是以目视来判断电泳结果(例如,如果是AATGx6的话就是六倍的距离,x7的话就是七倍的距离)的距离(根据重複次数计算而得的距离)。距离之测定是藉由将电泳结果对比所谓「分子量标记」(marker)的刻度来进行。

话说回来,会发现足利事件中的DNA 鉴定错误,是因为日本大学医学部教授押田茂实再次进行检查。押田教授以该事件中使用过的相同方法(科学警察研究所採用的 MCT118 法),就该名幼稚园娃娃车司机的毛髮之 DNA 型别再次进行检查,与科学警察研究所的结果并不相同,这就是一切的开端。正因于此,法院才决定于声请再审的程序中进行再鉴定。

就该 DNA 型别,科学警察研究所鉴定为「18-30」,押田教授却得出了「18-29」的结果。根据押田教授所述,科学警察研究所错误之原因,是因为在以目视判读电泳结果时,使用了所谓「123 Ladder maker」这种刻度过大的分子量标记。押田教授使用了精密度更高的分子量标记(对偶基因型阶梯标记〔allelic ladder marker〕)进行测定,正确的结果并非「18-30」而是「18-29」(押田茂实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向最高法院所提出之《检查报告书》)。

当时,在足利事件所实施的 MCT118 法,虽然被认为仅能达到八千分之一的準确度(筛选效果),但科学警察研究所的错误,当然不是使人落入这八千分之一的不幸中。它的错误甚至根本算不上 MCT118 法这种鉴定方法本身的问题,而纯粹只是使用了不适切的分子量标记这种极为粗劣的疏失。

此外,另一个说法是,由于当时的电泳结果(「电泳图」)不够清晰,所以在硷基序列的重複上无法充分判读一个单位的差异。

更有甚者,在押田检查报告书之后,于再审中进行的再鉴定,又发现了更严重的情形。

根据进行再鉴定的筑波大学教授本田克也所述,科学警察研究所的鉴定,不只是被告本人的 DNA 型别错误,连供比对的(被害者内衣所附着之体液)DNA 型别也解读错误了。在科学警察研究所之鉴定中被认定是「18-30」的对照资料之 DNA 型别,根据本田教授所述,无论进行几次都是得出「18-24」的结果。

结果,根据押田、本田两位教授所釐清之点,当时科学警察研究所的鉴定存在双重的粗劣疏失,极为粗糙。

关于此点,并不仅限于警视厅科学警察研究所的鉴定。

事实上早在足利事件之前,就有错误更为严重的 DNA 鉴定。

大分女子短期大学学生杀害事件(一九八一年)中所进行的 DNA 鉴定。在这个事件中,受法院嘱託鉴定的筑波大学以犯罪现场所採集到的毛髮来进行 DNA 鉴定,认为其中有一根直髮与一位烫了电棒烫之男子的 DNA 型一致。

大分女子短期大学学生杀害事件,案情如下:

一名住在大分市公寓里的十八岁女大学生遭强暴后勒毙。案发当时是夏天的夜晚,儘管公寓住户似乎注意到好像有不寻常的声音,但住户们都闷不吭声,没有人出门查看。与死者同住的姊姊于深夜回家时才发现尸体。

事件过后六个月,警察逮捕了住在被害女子隔壁的男子。逮捕的依据是,其与现场遗留之唾液所验出的血型一致,以及体毛鉴定的结果等。侦查的结果,採认了该名男子承认有进入隔壁房间之供述,而将他起诉。

关于本案的审判,儘管该名男子于审判中主张本案为冤罪,一审仍判决有罪,并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二审时,发现有科学警察研究所的体毛鉴定(并非 DNA 鉴定,而是一般的体毛鉴定)并不正确等情事,最后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本案因此确定。

在此事件中,二审的福冈高等法院于审判中发现科学警察研究所的鉴定有误后,遂决定依职权委请筑波大学以毛髮为检体进行 DNA 鉴定。

然而,自筑波大学法医学研究室得到了令人惊讶的鉴定结果。

在犯罪现场採集到的毛髮被送到筑波大学进行检查,根据该大学的检查结果,结论是其中有一根毛髮与冤罪男性的 DNA 一致。这根被认为一致的毛髮,是被送去之检体中的一根直髮。但是,事件当时冤罪男性是留短电棒烫髮型。而所谓 DNA 型别一致的毛髮,则是一倍以上长度的直髮。

在这个审判中,筑波大学的 DNA 鉴定并没有发挥任何功用。毋宁说只给人留下逸脱常轨的混乱印象。

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足利事件的大骚动。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发生足利事件也预料之中的事吧。

与足利事件(一九九○年)相类似的事件中,有一件福冈.饭冢的小学女生杀害事件。

这个事件与足利事件相同,都是以猥亵为目的之女童诱拐杀人事件,但本案被害者则有两名。两名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女童先是行蹤不明,隔天被发现遭掐死,这种诱拐杀害两名女童的耸动情节,在日本战后审判史中,可以说是少见的凶残事件。曾任职于市府的男子被认定为犯人,经判处死刑定谳。

有法界人士认为,饭冢事件就如同于足利事件。其理由并不仅是事件类型一样(以猥亵为目的之女童诱拐杀人)。

饭冢事件中,关键也是 DNA 鉴定。不仅如此,这个 DNA 鉴定所採用的方法,与足利事件几乎相同。DNA 鉴定的种类是採 MCT118 法,同样使用「123 Ladder maker」来判读结果。此外,科学警察研究所结论所得到的 DNA 型别,在此同样是「18-30」。

然而,饭冢事件的发展与足利事件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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